国泰君安何海峰:11个视角看2022中国经济

国际金融报/王媛媛 2022-01-10 11:51:00

“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疫情冲击等影响下的总需求不足,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2022年开年伊始,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谈及今年的宏观政策,他认为,货币政策将主要体现为三个“稳”: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金融结构稳步优化,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同时,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将进一步加大,或将从实现稳投资促消费、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对重点项目的投入力度等五个主要方面发力。


金融市场方面,2022年,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开放力度。何海峰预计,我国将在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金融业有序开放,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有进一步动作。


此外,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基建投资发挥经济托底作用、普惠金融纾困中小微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提高金融服务效力、房地产行业政策方向调整、人口数量与结构等2022年经济热点问题,何海峰亦与记者分享了诸多前瞻性展望。



外需或出现回落


2021年12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会议将其归纳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个方面。


对此,何海峰分析称,首先,疫情冲击等影响下的总需求不足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一方面,2022年的外需有可能出现回落。由于全球生产持续恢复,海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减弱,导致我国出口景气度将有所下行。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持续疲弱,消费始终低迷,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长承压,仅依靠基建投资难以支撑内需稳定增长。


其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病毒变异导致海外疫情再次反弹,威胁我国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供给稳定。同时,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宏观政策重心将向稳增长倾斜,但“双碳”“双控”等中长期目标仍将对供给侧产生一定制约。此外,上游成本压力和下游需求不足使中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较大困难。


第三,经济下行导致市场主体对未来的预期转弱,消费和投资行为发生了变化,例如,房地产企业拿地减少,制造业企业投资趋于谨慎,居民消费和购房意愿降低等。


货币政策精准施政

稳增长已成为2022年首要政策目标,在何海峰看来,今年我国货币政策将主要体现为三个“稳”:一是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二是金融结构稳步优化,三是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在“六稳”“六保”等工作要求下,202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会根据国内经济增长、通胀变化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复杂局势作出相应调整。


他预计,2022年我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呈现结构性政策特点,通过更加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精准施策,稳增长、调结构,精准直达实体经济,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支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2022年美联储加息节奏前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央行将逐步退出货币宽松,其政策联动性上升,会给全球带来利率上行压力。2022年我国货币政策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秉持稳中偏松的总基调,通过全面降准叠加结构性调整的方式,在维持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应对美联储流动性回收和逆转。此外,人民银行会通过MLF(中期借贷便利)、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财政政策积极程度加大


为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平稳运行,今年我国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将进一步加大,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何海峰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主要从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财政政策发挥稳定经济增长、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作用,通过保障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提升使用效率,实现稳投资促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回升。


二是财政将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支持。继续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费负担,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可达1万亿元。实施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实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三是强化财政资金对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的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开工落地,形成实物工作量。巩固扶贫攻坚成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四是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用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加强医疗、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重点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提升对常态化防疫工作的支持。


五是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隐性风险,建立长效机制,化解存量债务,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促进国内消费恢复


疫情暴发后,我国消费增长持续乏力,从两年平均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始终未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在何海峰看来,这主要带来两大影响:其一,国内疫情零星暴发已成常态,对餐饮、住宿等活动造成干扰,使消费复苏出现较大 波动。其二,我国居民收入在疫情期间受到较大冲击,边际消费倾向降低,预防性储蓄增加。


“2022年,在外需有可能转弱的情况下,我国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大力促进国内消费恢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使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石。”何海峰建议采取四方面措施。


一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分配机制,提升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同时通过二次分配合理调节国民收入结构。


二是着力保障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既要通过减税降费、补贴及贷款担保,稳住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增加用工需求,也要为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帮扶,更好地匹配就业市场的供需两端。


三是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扩大保障范围,降低群众的医疗、教育和养老负担,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四是鼓励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发放消费券、提供消费补贴等措施,引导和刺激消费需求。


基建投资或增长显著


2022年,政府期望通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来增加经济内生动力。对此,何海峰指出,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长压力较大,结构上也将出现一些变化。


第一,随着“房住不炒”政策不断深入,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增速均明显下行,部分房企经营出现困难,土地市场景气度有所回落。虽然未来房地产政策将出现边际调整,但整体趋势不会逆转,房企拿地、新开工和施工积极性较低,导致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


第二,制造业投资受经济下行影响,难以维持当前较高的增速。制造业投资主要取决于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在经济增长动能回落的背景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将更加谨慎。


不过,制造业投资也存在一些增长点,一是新动能产业正处于成长期,需要大量投资支撑,二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节能减碳改造也将助推制造业投资增长。


第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近期,财政部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再加上去年末发行完毕但尚未使用的资金,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有望出现明显增长,从而发挥托底经济的作用。


中小微纾困需实处入手


2022年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仍在加剧。对于普惠金融纾困中小微企业,何海峰认为,首先,需要从“实”处入手。


一方面,要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接续转换,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投放;另一方面要推动金融机构优化内部政策安排,强化金融科技赋能,增强客户识别、信用评价、贷款定价以及风险管理能力。


此外,相关部门继续开展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保障中小微企业的权益。发挥供应链票 据平台等相关平台和系统的作用,便利中小微企业的融资。


其次,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加强融资配套体系建设等方式和手段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例如加强政银企对接,构建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扩大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覆盖面,完善金融机构发放中小微贷款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规定,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效率和精准度;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扩大面向小微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规模,加大贷款贴息和奖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最后,应逐步提高中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可得性,规范开展供应链金融创新,解决中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的问题,从而支持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快速成长。


高端制造供给不足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二年。中国正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应在全产业链的优势基础上,积极补足薄弱环节。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规模庞大、品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自2010年以来,制造业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


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量居世界第一,高铁、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通讯器材等重点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转型升级效果明显。


何海峰表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存在一些“堵点”。从内部看,我国产业基础较为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高,制造业高端高质量供给不足,传统行业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均有待提升。


从外部看,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面临“卡脖子”的问题,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不断升级,全球化逆潮涌动,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造成冲击,产业链向区域化、多元化加速调整,这些都会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带来挑战。


更好满足住房刚需


当前,我国面临房地产投资下行较快、楼市偏冷的局面。房地产行业目前也已进入调整期,销售与投资增速双双回落。


为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何海峰认为,今年房地产行业政策,需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保持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平衡好长期改革目标与短期经济压力之间的关系,不能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


其次,保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对于债务风险较低、经营状况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应满足其融资需求,鼓励银行合理发放贷款。对于风险已经或即将暴露的企业,要以“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目标,精准拆弹,保障社会稳定,群众利益不受损失,金融风险不进一步蔓延。


第四,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一方面,商品房市场要更好满足居民刚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并在抑制投机的原则下,适度增加按揭贷款投放。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租赁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逐步做到租售同权,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提高金融服务效力


今年,我国科技政策将加快落地,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何海峰指出,中国目前已到了需要把产业、科技、金融融合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效力要形成联动,畅通和扩大企业科技创新的融资渠道。


科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批量试产的过程中,资金需求从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为主逐步过渡到市场商业化融资为主。在种子期,具有政府性质的政府资本起引导作用。随着产品向规模化量产演变,VC、PE,包括股权市场的金融资本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认为,随着技术逐步成熟,产业获得市场的认可甚至实现规模化生产之后,银行资金和并购资金开始起主导作用,产融结合出现,产业资本特别是成熟企业的闲置产业资本,可以发挥更大的再投资作用。


因此,充分发挥银保机构、证券市场、私募基金、天使基金的潜力,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的途径和渠道,使金融供给在融资周期等方面更好匹配企业需求,这些将成为2022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金融机构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主方向。


推动金融业有序开放


2022年,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财富管理等领域的开放力度。何海峰预计,我国将在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金融业有序开放,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有进一步动作。


从债券和股票市场来看,一方面,要引导国内资金和国际资金流入流出,推动资本账户开放。


另一方面,要助推国内国际筹资主体进一步深度参与中国市场,吸引境外优质投资主体和机构进驻中国本土开展业务,在股权、产品和人才等方面开展合作,将国际上成熟的投资理念、经营策略、激励机制和风险体制运用到中国境内,为境内投资者提供差异化、个性化、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2022年,将继续优化“债券通”在交易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境内债券的类型多元化、交易活跃度、投资策略等方面的推动型政策将有序推出。


财富管理领域,要积极吸纳境外资金、机构、人才和机制,以推动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快速发展。近年来,诸多知名外资银行、资管机构、保险企业在我国落地,其中部分机构获得了境内公募基金牌照。未来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延续,我国财富管理市场开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金融市场的开放不仅是要素型开放,还要有制度型开放。今年,何海峰预计,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制度改革。


例如,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监管政策、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拓展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便利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扩大商品和金融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对外开放,探索多元化开放路径;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拓展沪伦通、债券通机制;加快境外上市备案制度改革,加强国际证券监管合作;健全境外主体境内发行制度,以注册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生育水平或适当提高


“我国的人口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是‘灰犀牛’一般的存在,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何海峰说。


2020年5月,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低至1.3,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他进一步分析称,这说明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发展的压力。回看二孩政策,并没有带动人口生育率的持续提升,主要源于压制生育意愿的外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对此,2020年7月以来,中国施行教育“双减”,修订计划生育法,全方位促进生育、养育成本降低,提高生育意愿。随着社会对人口问题认识愈加深刻,相关应对手段科学化合理化,预计生育水平会适当提高。


我国人口的教育程度在迅速提升,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5万人,比2010年将近翻了一倍。尽管如此,我国未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仍占七成,这意味着未来可以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方式抵消掉一部分由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导致的人口红利下降。


从区域结构来看,人口加速向“江浙沪”、“大湾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而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何海峰认为,随着“江浙沪”、“大湾区”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虹吸效应仍将持续。


此外,随着成渝经济圈、新长三角省份安徽省、中部的河南省以及经济大省山东省的改革力度加大、经济转型效果显现,有可能形成更强的人口集聚效应。



原文标题:《国泰君安何海峰:11个视角看2022中国经济》

文:《国际金融报》王媛媛/编辑:陈偲